【内容导读】 本期包括四个栏目：新闻、深呼吸、乐游园、红帆船
一、" 深呼吸" 登载了三篇文章
1、残疾人康复专业教育的新挑战
这篇文章重点介绍了英国残疾人康复专业教育的新模式。为了适应学员、教育机构、教学手段以及雇主不断变化的新情况，从开始到现在，英国的残疾人康复专业教育模式几经调整，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出合格的残疾人康复工作者。通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依靠各方面的协作，这一模式正在向经济、实用、高效的方向发展。
2、我的平等之梦
路易斯，沃特斯是生活在爱尔兰的一个盲人。因为独特的教育环境，使他有机会用独特的视角观察周围的社会，也使他有机会用独特的心态去体验生活。路易斯的平等之梦是不会熄灭的，而且，他坚定热情的梦想，也必将点燃更多盲人的激情。我们给这篇文章配了英语原文，大家可以对照阅读。
3、霍尼拉亚的太平洋眼科中心
所罗门群岛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那里的眼科医疗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相信读了这篇文章，大家会对这一情况有更多的了解。感谢陈颖锋老师，是她为我们翻译了这篇文章。
二、乐游园
购物和烹饪建议
接着上一期的文章，我们再谈视障人的购物和烹饪问题。这篇文章写的很具体，对视障人的烹饪和购物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喜欢！如果有意见或建议，可以和编辑春鸭直接联系。春鸭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enewsletter@163.com
新闻
仿生眼将使盲人重见光明
作者 Patrick Mulchrone
科学家们正在试验，通过植入一种廉价、安全的仿生眼，恢复盲人的基本视力。这一装置是将人工耳蜗技术进行改造，使其感知光线，而不是声音。来自悉尼的米纳斯,柯罗尼欧教授和维韦克,乔杜里博士说，这种装置的价格是10000英磅，只比人工耳蜗贵一点儿。
柯罗尼欧教授说：“我们正在把仿生耳改造成仿生眼。”患者只要戴上装有微型摄像机的眼镜，就可以把图象传诵到安装在眼睛里的电极上。虽然有人在尝试，将电极植入视网膜（内眼），但是耳蜗眼确是把电极装在外眼的。
至今，这项研究以耗资40000英磅，而两位科学家则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四百万英磅的经费申请，以支持其临床试验。
译自 Mirror.co.uk news， 11th August 2008
http：//www.mirror.co.uk/
盲人们在按摩中心找到了工作
今年9月17日，蒙古国家盲人联合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办了自己的第三家名为“最佳按摩中心”的盲人按摩连锁店。蒙古国家盲人联合会是一个非赢利性组织，其宗旨是为盲人和视障人士提供帮助。这家盲人按摩中心的开办，是这个联合会成立30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家按摩中心位于商业区，靠近电脑商店和超级市场。
“最佳按摩中心”首创于2007年2月，目的是安置盲人按摩师。这些盲人按摩师都在“盲人康复培训中心”接受过六个月的专业培训。2005年年底，首批46名盲人和低视力按摩师从培训中心毕业。
“蒙古国家盲人联合会”成立于1978年，是蒙古的第一个残疾人组织。“这个组织的任务是保护视障人士的权益，促进他们的发展，帮助他们平等的参与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蒙古盲人联合会的执行董事D.Gerel介绍说。这个联合会的按摩中心不仅有按摩师，还有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
2007年，蒙古国有记录的视障人为41000名。此外，大约还有8000名未登记的盲人和低视力人
士。目前，只有23名盲人学生在大学和学院里学习。
“因为缺少无障碍的工作环境，目前蒙古国视障人士的失业率在97%左右，”Gerel说。“这些没有工作的视障人士，每个月只能靠政府34500图格里克的补贴生活。”
译自 UB Post， 17th September 2008
http://ubpost.mongolnews.mn/
深呼吸
残疾人康复专业教育的新挑战
进入21世纪后，学员、教育机构、雇主的新情况，都使残疾人康复培训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作为伯明翰城市大学（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的一项任务以及教育理念，我们提升了康复教育的水平，以确保学生能得到适当的培训，并能胜任今后的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初创以来，残疾人康复工作者的技能和工作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说明英国的残疾人康复教育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残疾人康复人员都参加过为期六个月的短期资格认证课程。这些课程的一大特点是，非常重视提高参训人员的个人技能。比如，如果学员想要成为盲人定向行走的指导教师，他（她）就必须要能戴着眼罩出行。这样做，虽然可以使学员具有较高的能力，但是由于过于重视学员的个人技能，而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教学水平。不过，在结业前安排的短期实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因为当时的培训时间较短，而且社会服务部门的经费也不象今天这样紧张，所以愿意接受培训的人都可以参加培训。缩短脱产培训的时间可以减轻参训人员的经济负担，因为在培训期间，参训人员是没有收入的，而且此类培训几乎不收取任何费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残疾人康复的资格认证培训被升格为专业的文凭教育，大学或学院设置了相关的课程，并对学员进行考核、发证。这样的结构吸引了地方教育部门的投资，以补充教学经费。那时，学员们仍需要参加两年的脱产学习，接受专业人员的指导。此外，学员们还要花很多时间练习技能，进行模拟教学，跟着老师实习，以及自学。这样的学习模式虽然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常常会使那些需要贷款的学员或者资助学员的雇主在学习结束时背上15000英磅的债务。尽管花费可能来自旅行、食宿等学费以外的开支，但是这些开支再加上学费，注定了这种教学模式很难长久的维持下去。
新的方式
介绍相关背景和历史变迁，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残疾人康复教育的情况。旧的全脱产教学模式不得不进行调整，这也就催生了新的教学体系。对已有的和今后可能出现的教学组织者来说，远程教学、课堂面授以及自学都是可以采用的教学方式。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部门认为，许多教育机构越来越看好远程教育，因为远程教育是扩展教学活动、向学员提供更多机会以及促进新技术应用的最经济的方式。
目前，许多教育机构已经在残疾人康复课程的教学中采用了这种方式，不过我们最根本的目标还是要提高学员们的就业能力。在伯明翰城市大学，残疾人康复课程的学制为两年，其中包括教师的面授和学员的自学。每年，学员们都要参加几个星期的面授，，这给他们在家或工作单位的学习以很大的支持。我们鼓励学员参与到残疾人康复人员和专业工作者的工作中去，和地方、全国性机构、社会服务以及医疗部门一起创造学习、实践的机会。这需要有良好的网络组织，但是更要依靠有经验的残疾人康复人员在工作中对学员们进行指导。
我个人的观点是，通过与文章中提到的教育机构的合作，我觉得目前所有的教学模式都有其长处。这也包括导盲犬协会、肯特郡学位基金会和伯明翰城市大学搞的面授（这类面授往往在一周内占用一两天的时间，或者在一年里安排短期的集中学习）。以导盲犬基金会的课程为例，学员们在完成了学习任务，并通过了考试后，要在最后参加十八个星期的实习。通过实习，可以让雇主们了解学员们已经通过了技能考核，并完成了相关的课程，已经能够胜任工作了。
伯明翰城市大学的新课程结构和导盲犬协会的课程有一些相似之处。在考核结束后，我们也安排了75天的实习。实习内容包括教学能力评估、学员陈述、教研任务等等。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学员们每周学习30小时，并要在学习中实际接触视障人士。伯明翰城市大学认为，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们可以在家、在工作单位学习，而不用经常来大学听课，更无须向以前那样，进行全脱产学习。
即使学员们有一些实际的工作经验，在开始时他们仍要学习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对他们的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性意义。
如果学员们每星期都要到大学里上几天课，那么那些住的远的学生就会觉得很不方便。雇主们也表示，如果学员们经常请假，他们就不能给这些学员以经济支持。此外，这也会给那些正在寻找新工作或有家庭负担的学员带来困难。因此，必须在教学环节以及成本与产出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其符合学员和支持学员的雇主们双方的需要。
非脱产学习需要雇主保证学员的学习时间。每周30小时的学习时间，无论如何都需要争得雇主的支持。而且，学员还要善于安排时间。在教育机构、雇主、协调人和学员之间良好的沟通，可以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伯明翰城市大学鼓励雇主和学员进行磋商，以找到双方都满意的方式。
改变生活方式
按照新的可以让学生更灵活学习的教学模式，我们的教学方法就必须考虑到工作、休闲、学习、家庭负担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伯明翰城市大学，我们在面授期间安排了传统的课堂活动。对在家和非脱产的学习，也需要保证相同的时间，完成所有的学习任务。比如，如果有六个学习模块，那么每周每个模块就应该分配五个小时，这样可以保证所有的学习内容都有适当的教学时间。
建立有效的学习环境（网络平台），在学习期间向学员提供可获取并可反复使用的在线材料。这对于教学人员来说，可以发展许多新的教学方式。同时，通过这一平台，也可以实现在线讨论，视频授课，总之以这种新媒介为载体，可以实现多种可能。此外，通过这一平台，教师还可以了解学员的互动情况，可以清楚的掌握学员获取材料的频率。这可以保证学员得到有效的支持，以及教师及时的指导。
这一新模式以在约克郡圣约翰大学、肯特郡盲人协会、伯明翰城市大学实行，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在尽力提升教学质量。大家都认识到，只有通过学员和雇主以及教学人员之间的密切协作，残疾人康复教育才能真正适应新情况的要求。
伯明翰城市大学可以在残疾人康复领域向所有的机构和残疾人康复人员提供帮助。我们同意质量管理机构的看法，“在工作和实习中学习实际经验，可以使参与工作的所有人受益，也可以促进工作不断的向前发展。”
在某些方面，残疾人康复工作者可以通过工作和活动对学员们进行指导。这些机会对学员很有帮助，既可巩固技能，又可提升教学方案的有效性。
通过这篇文章的介绍，大家可以发现，在21世纪，只有各方面密切协作，才能培养出更多合格的残疾人康复工作者。新模式已经在全英国得到了推广。我们相信，随着工作的发展，会诞生更多符合各方面需要的新模式。
译自 <NB> August 2008
我的平等之梦
路易斯·沃特斯10岁失明。他说，想要争取平等的就业机会，盲人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言行、想法和理想都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10岁失明后，我就不得不放弃许多五彩斑斓的梦想了。当消防员、战斗机驾驶员、旅行家，对许多残疾孩子来说就是美丽的童话。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这些想法对于我无疑就是一种奢侈，社会留给残疾人的实在是太少了。
幸运的是，我的父母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总有一天，他们所有的孩子都会成为有用之材。他们知道，良好的教育对我将来生活的重要性。他们顶住了压力，没有把我送进都柏林的圣约瑟夫盲校。那时候，圣约瑟夫盲校的学生数量在不断减少。
放弃了圣约瑟夫盲校，我的父母决定由他们自己来教育我。从1980到1990年，他们在我身上付出了许多精力，使我受到了不逊色于哥哥、姐姐们的教育。
在疲惫不堪的应付命运的同时，我的父母也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帮助。部分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系统还没有完全承认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作用。再就是（我母亲后来了解到）政府希望我母亲能够让步，把我送进都柏林的学校。
不过，我的父母没有向困难低头。我妈妈通过函授课程学习盲文。晚上，当全家人看电视的时候，妈妈会经常坐在壁炉旁边，把我的盲文书放在她的腿上，在本子上抄写盲文书的内容。爸爸则会去卧式，读哥哥的历史、地理和数学教材。就连录音机也在为我的学习不停的工作着。他们长期的努力，为的是不让我和我的孩子将来生活在贫困之中。
但是，幸福的我确没有觉察到身边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我喜欢爬树，玩儿父亲为我特制的足球。同时，因为教育部门说盲文纸太贵，父母就请朋友为我找能替代盲文纸的其他纸张。然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主流学校大规模接收盲人、聋哑和其他残疾学生的年代，这是当时特殊教育的潮流。那时候，这样的模式被看作是社会为年轻一代作出的最佳安排，同时也是今天大学敞开大门，接收各类有志青年的原因。
2001年，当我回到主流教育中时，我为我的发现而感到无比兴奋。虽然残疾学生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还有一些障碍，但是，这项考试已经有了许多利于残疾学生的变化。首先是放宽了对残疾学生的专业限制。其次，残疾学生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补贴。
这些年轻人不仅活力实足、雄心勃勃，而且还对未来充满了梦想。他们想象自己的朋友们那样驾驶豪华汽车，去旅游探险，并拥有大量财富。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从进入大学到就业又是怎样的情况呢？现实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根据利默尼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Limerick’2005年公布的研究结果，虽然在爱尔兰中西部有四分之三的公司在招聘新员工时提到了平等机会政策，但是其中只有31%的公司有适合残疾人的职位，更只有20%的公司招收了残疾的大学毕业生。2001年，欧盟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到，在爱尔兰16到34岁的残疾人中，24%有劳动收入。与2001年相比，2005年爱尔兰残疾人的就业情况更加严峻。而且，与法国46%的残疾人就业率和德国44%的残疾人就业率相比，爱尔兰的残疾人就业数据也令人憾言。
如果我们大部分人的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我们就会经常在酒吧、餐馆里遇到他们，就会在公共汽车或者火车上和他们座在一起。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办公室里和我们一起工作？为什么不能在单位的餐厅里和我们一起喝咖啡呢？
要实现残疾人的平等就业，我们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6年的人口普查，可能会提供一些有趣的数据。但是，作为残疾人，我们决不会丧失争取平等就业的决心。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也是我们不灭的梦。
译自 Independent.ie November 20th 2008
http://www.independent.ie/
My lifelong dream of real equality
Louis Watters, who went blind at the age of 10, says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he disabled take their rightful place in the workforce in this country
When I was a child, I spoke like a child, thought like a child, and dreamed the dreams of a child. When, at the age of 10, I became blind, I ought to have given up my childish ways.
For it would seem that children with a disability ought not to dream the regular dreams of children: of becoming a fireman, a fighter pilot, or in my case a journalist. Certainly, in those dark days, such dreams were a luxury -- a cheque society was reluctant to cash.
Fortunately, however, my parents did not agree. For they too, shared a dream: a dream that ALL their children would one day be allowed to fulfil their full potential. They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a good education would have on my future prospects, but resisted the undue pressure to send me to St Joseph's, a residential school for the blind in Dublin. The number of blind students attending St Joseph's at that time was on the decline.
Having spurned a place in St Joseph's, my parents were left to fend for themselves. They strove throughout the 1980s to provide me with an education comparable to that of my sister and three brothers.
Confused and traumatised by the cards fate had dealt them, they were abandoned by the authorities; partly because the system was unable to comprehend the value of growing up in a loving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artly, as my mother was informed later, because the powers that be hoped that she would relent under the strain and eventually send me to school in Dublin.
However, my parents were not to be put off by hardship. My mother learned to read braille through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She would regularly spend her evenings sitting by the fireside, my braille book resting on her knee, transcribing pages into a copybook as the rest of the family watched TV.
My father also spent many an evening in the front bedroom of our home, reading history, geography and maths from my brother's schoolbooks; the revolving spools of a cassette recorder reeling in every syllable for my later studies.
The motivation that kept them going throughout the long struggle was a reluctance to allow me and my children to live in poverty.
But I was blissfully unaware of the storm that raged in the background. I occupied my time climbing trees and playing soccer with a ball my dad had placed some ball bearings in.
Meanwhile, my parents were asking friends for paper suitable for my braille machine after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aid the paper was "very expensive". But the 1980s and 1990s were the decades when our schools opened their doors and integrated the blind, deaf and lame into the classroom.
By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his generation of young adults was beginning to work its way through the education system. It was now the turn of the universities to throw open their doors to a wealth of enthusiastic and committed talent.
When I returned to education in 2001, I was well pleased at what I found.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difficulties with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ith a disability coming through into third level, the level of acceptance and facilities provided had radically changed. No longer would the disabled be hidden away in the shadows, restricted to basket weaving or some similar menial occupation. No longer would they be satisfied with a State allowance or pension paying less than their granny's.
Not only were these "Tiger cubs" young and ambitious, they also had dreams. Just like their friends, they wanted to drive flashy cars, take exotic holidays and climb the property ladder. And how has society managed the latest step: the transition from third level into employment? Not very well.
Research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Limerick’ in 2005 indicated that while three quarters of companies in the Midwestern area refer to equal opportunity policies when advertising a job, and 31% of these same companies have disability-proofed their recruitment selection practice, only 20% of respondents claimed that they currently employed a graduate with a disability.
This report is backed up by the findings of a European report in 2001 which showed a mere 24% of those with a disability in Ireland between the ages of 16-34 had an earned income. These figures compare dismally with France on 46% and Germany on 44%.
Now, if most of us have family members with a disability, and we regularly mee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pubs and restaurants, and sit next to them on buses and trains, why is it then that they don't sit at the desk opposite us in the office, or have coffee with us in the canteen?
As a society, we still have some way to go before all of those with a disability take their rightful place in the workforce. The follow-up work on census 2006 may throw up some interesting figures. But one thing is certain -- there is no lack of resolve among those of us with a disability.
This is our struggle, and the dream remains alive.
霍尼拉亚的太平洋眼科中心
作者：Moffat Mamu 译者 陈颖锋
一所全新的眼科医疗中心及眼科医生、护士们的培训中心将在霍尼拉亚（所罗门群岛首都）建成，并于2007年初正式对外营业。
上周五，“卫生部”与“新西兰弗莱德?哈罗斯基金会”签署了该项目合作协议。
协议准许在“霍尼拉亚中央医院”内兴建新楼。
该楼以“太平洋眼科中心”命名，不仅将成为一所大型的现代化眼科医疗中心，同时也将成为太平洋地区眼科专家（眼科医师）以及护士们的培训指导中心。
约翰?孙是所罗门群岛的一名眼科医师。他将于2006年1月回到霍尼拉亚，负责管理“太平洋眼科中心”，并且恢复他在所罗门群岛眼科主任的职务。
在他离任的五年间，他建立了“弗莱德?哈罗斯基金会瓦努阿图国家眼科护理专案”。（注：瓦努阿图是西南太平洋岛国）
“我很高兴快回家了，尤其是现在我们能为所罗门群岛人民创建一所全新的医疗中心。
周五，约翰?孙谈道：“虽然新楼要到2007年才正式开始使用，但是我们从2006年1月就开始实行了培训方案。同时，在新楼创建期间，我们还将在医院里为眼科护理服务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卫生部常任秘书贾德森?利法西亚医生代表“卫生部”签定了协议。
弗莱德?哈罗斯基金会的常务董事卡梅尔?威廉说道，基金会之所以选择将“太平洋眼科保健培训方案”基地设在霍尼亚拉，是因为约翰?孙医生所具有的领导能力。
“在为眼科护理护士及眼科医生提供恰当、高质量、实践性强的培训方面，孙医生经验很丰富。”
“‘太平洋眼科中心’培训学员们将要学习到的学术课程与他们毕业后的工作背景是一样的。”威廉先生说道，“那是医务工作者们所受到的最好培训。”
他谈道，在拥有五十万人的所罗门群岛，至少需要配备五名的眼科医生，二十名的眼科护理护士。
这个国家的盲人或者严重视障者的数量尚不清楚，但据估计，约有五千名的盲人和一万五千名的视障者。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应该摆脱视障或盲的困扰。”
“我们正在与“卫生部”合作，以提供完善的服务，配备充足的医务人员，从而使所罗门群岛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不必要的致盲眼病发生率降为零。”
最近由“新西兰弗莱德?哈罗斯基金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的调查表明，五十岁以上的盲人共有四万五千多名，他们之中的四分之三患有白内障。
白内障患者通常通过约二十分钟的眼科手术即可恢复视力。
据“新西兰弗莱德?哈罗斯基金会”估计，太平洋地区（美拉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需要有七十五名眼科医生和三百名眼科护理护士，以满足八百万人眼保健需要。
而目前仅有十二名眼科医生与约五十名眼科护士。
“太平洋眼科医疗中心” 的筹建已体现了受培训的卫生工作者不足这一事实。
“弗莱德?哈罗斯基金会”是一所国际卫生与发展的非政府机构，它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发起的全球活动“视觉2020：看的权利”的合作单位之一。
此活动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全世界范围内的可致盲眼病。
译自：所罗门群岛 《所罗门星报》 7/11/2005
乐游园
购物和烹饪建议
要点:关于购买食品以及烹饪前准备的提示和建议
购物和标记
照明设备
颜色和对比
有条理的放置物品
削皮和切菜
烹饪
如果你的视力有问题，或者是个全盲，厨房在你看来也许就不会那么可爱了。但是，千万不要放弃！依靠适合的技巧和工具，你一样可以在厨房里大显身手。无论你想要重返厨房，还是一直在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忙碌，下面的建议都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帮助。
购物和标记
当购买食品时，千万不要羞于请求帮助。许多大超市都有经过特殊培训的工作人员。回家后，给食品做标记也不轻松，如果你看不清食品标签就更难了。尽管可能有其他的办法，但是请人给你的食品盒做标签，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为了辨别不同的食品，可以把包装盒上的商标撕掉。然后，自己在来做一些标记。比如，给西红柿的包装盒上绑一条橡皮巾，给桃罐头上绑两条橡皮巾，等等。还可以在铁皮包装盒的顶部粘上有磁性的字母；用明显的颜色在包装盒上写出食品的名称；如果你使用盲文，制作盲文标签也是个有效的方法。还有一种语音包装盒盖，你可以用它录下盒内食品的信息，然后按下开关，就可以播放了。这种小装置也有磁性，因此也可以粘贴在铁皮的包装盒上。此外，用不同的条形码做标记也是可行的办法。
照明设备
要保证厨房里有足够的照明设备，使你的残余视力能充分发挥作用。
良好的中心光源。
在壁柜下安装能够照亮工作台的灯具。
为了避免晃眼,应该选择表面暗淡的灯具。
颜色和对比
颜色和对比可以使物品更易被发现。比如，深色菜板上的土豆，浅色菜板上的绿色蔬菜，装在深色碗里的蛋糕粉（如果蛋糕粉不是巧克力的）。还有厨房门上的深色把手，会很容易的被发现，这样就可以让你避免撞到它。如果你要把饮料倒入杯子，而饮料的颜色又和杯子行程对比，你就会很容易的看出杯子是否已经满了。如果插座和插头的颜色和墙壁以及操作台的颜色有所区别，你也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它们。
有条理的放置物品
如果每样东西都有比较固定的位置，而且在使用后又被放回原处，你在找它们时，就会省去许多麻烦。要告诉每个使用你厨房的人，千万要把东西放回原处。
削皮和切菜
低视力人士使用刀具总是让人不放心。下面的提示，可能会对你使用刀具有所帮助。
用你的手指关节对着刀子，这样也可以帮助你掌握切割的厚度。
锋利、结实的刀具更安全，比钝的刀具更少出事故。
要把刀具放在固定的位置，尤其是刀把，只有这样在取刀具时才不会有危险。
有些人可能更愿意用削皮器削水果和蔬菜。
烹饪
用煤气还是电炊具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定，但是下面的建议可能对二者都有帮助。
尽可能使用靠后的灶眼，因为如果灶眼靠前，你就很可能碰到锅。
在点火前把锅在炉子上放好。
不要把锅的把守朝向炉子前面。
熟悉从工作台到炉子之间的距离。
提前清理好工作台，准备放做好的饭菜。
使用可触摸的开关和旋纽调节温度。
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让你更有信心的走进厨房。英国皇家盲人协会的网店出售一些有用的小炊具，以及其他的家庭用品。我们还有关于如何在厨房里使用照明设备、颜色以及放大镜的信息和建议，以及网上购物的提示。
红 帆 船
这个栏目是我们的自留地，朋友们的意见反馈和交友信息，都可以刊登在这里。希望大家经常和我联系，使这个栏目，这份刊物，真正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谢谢！
自2008年9月开始，我们在杂志里适当的增加了一些教育以外的内容。你看到了吗？喜欢吗？这是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如果可能，我们会把这个杂志办成一个综合性的盲人杂志。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希望朋友们继续踊跃的来信，提出意见和要求，使我们的刊物真正成为大家的刊物！如果朋友们有好的关于盲人教育、生活的翻译文章，或者想参加到杂志的工作中来，都可以和我联系。谢谢！
编辑 春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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